科学通报|一本综合性“老”刊的改革突围之路
在中国的科技期刊中，《科学通报》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 。
李四光、严济慈、华罗庚、童第周等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开创者都曾把重要成果发表其中 。它刊发过水稻的雄性不孕系、哥德巴赫猜想、青蒿素、铁基超导、结晶牛胰岛素全合成等研究成果，为中国赢得了在这些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领先地位 。
诞生于1950年的《科学通报》，与《中国科学》并称“两刊”，曾经代表了中国科学期刊的国家水平 。
如今，在世界一流期刊建设的大潮中，《科学通报》英文版（Science Bulletin）的编委们和编辑团队继续坚守着办好本土期刊的初心，应对新挑战，突围困境，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 。
因国家科学需求而生
“除掉科学行政和研究工作之外，我们将要出版各种的专门学报和两种综合性的科学刊物......视为我们建设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科学的共同事业 。”1950年5月，中科院首任院长郭沫若先生在《科学通报》的发刊词中发出了掷地有声的“动员令” 。
在创刊之初，《科学通报》就被赋予了承载“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的重任 。新中国前30年具有里程碑意义和重大社会影响的突出成果大多刊发其中 。
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面对国际同行强势竞争和唯期刊影响因子评价论文水平的双重压力，这本中国顶刊的优秀稿源日渐流失 。事实上，中国科技期刊界在此后都面临着越发严峻的发展形势 。
如何突围困境？如何与中国科学一起发展壮大，成为国际高水平的学术刊物？2000年，中科院前院长周光召先生找来了时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朱作言，在一次晚饭后他们散步交流时，周光召多次对朱作言说，“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优秀期刊，而办好期刊最终要靠祖国的科技力量 。”“办一个国际性的刊物，我们应该抱有信心 。”
此后，朱作言先后担任了《科学通报》执行主编、“两刊”总主编，邀请了张希、郑永飞、郭正堂等一批执行副主编，组织了年富力强的编委和编辑队伍，带着团队主动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充实专业编辑力量，优化审稿流程等 。
《科学通报》走上了依靠科学家、专家办刊的道路 。
两次改革 涅槃重生
尽管采取诸多举措，但起初，《科学通报》的发展依然举步维艰 。编委们深知，唯有大刀阔斧的改革，才能涅槃重生 。
近20年来，《科学通报》历经4届编委会的不懈努力，两次重要改革，不断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 。
在2005年，第一次改革开启了，周光召等10位正副主编建议“将‘两刊’放到学部平台上运作和管理” 。借助中科院的优势资源，学部为期刊定位和方向上提供宏观决策，以及政策及经费支持 。后来，还要求新当选院士在上面发表反映其学术成就的代表性论文 。
2008年，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夏建白被邀请担任《科学通报》主编一职 。他每天阅读报纸和新闻，发现最新成果后立即联系相应作者邀约稿件，编委们也纷纷开始积极约稿 。
主动出击，与科学家建立良好的朋友关系，使得“回头客”越来越多，《科学通报》打赢了质量提升的重要一枪 。
一直以来，《科学通报》的大部分论文以中英文对照形式发表，方便了中文读者，但也陷入了两个语言版本各自的发展困境 。在2014年底的“两刊”理事会上，朱作言提出：中文刊和英文刊的读者不一样，其发展目标、定位等也不一样，应该各自相对独立办刊才能有更好发展 。
自此，《科学通报》开始了第二次改革，分别设立中文版和英文版编委会，中、英文版完全分开，英文版更名为Science Bulletin 。在那次编委会的换届中，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陈晓亚院士成为新一届英文版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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