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经济学并未界定利益的内涵，便以利益为核心而提出什么“利益最大化”，甚至“财富最大化”之类的意识形态口号 。这类“科学”既然缺欠学术的严谨性，也就自然缺乏学术的尊严和可信性 。有的人热衷于“古典经济学始祖”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却无视他首先是一位伦理学家 。在漫长的学术和教授生活中，他谈论的是正义和伦理价值 。他构造了特有的正义理论（见本文第八章），他的“看不见的手”依托于看得见的“美德” 。从博弈论的“囚徒困境”，也可以看出，支配利益的“看不见的手”可以被“看不见的脚”所破坏 。如果人人只顾自身的利益，可以导致全面的丧失利益 。在当代正义理论中，也有利益界定不清晰的问题 。例如罗尔斯设定的原初状态，在“无知之幕”背后的人，不知道自己的阶级、地位、才能、人生目的等，而人人选择尽可能多的“基本利益或好处”，即自由、权利、财产、权力、自尊 。也就是以罗尔斯设定的固定内容为基本利益，并以此为其理论的基本前设 。罗尔斯认为，假使所有立约者皆处于原初平等地位，并选择这些基本利益，则这选择本身必为公平原则（见本文第八章） 。然而他设定的基本利益与我们的上述观察不符，而且他列举的这几种利益内容可能相矛盾 。比如财产与自由 。如果我是一个不名一钱而热爱艺术的学生，突然接受大笔遗产，条件是必须放弃我的终身趣旨—艺术，而改学法律，此时财产与自由便是相矛盾的，将财产与自由同时列为基本利益便不可能 。而且，经验中不选择财产和权力的人，所在多有 。例如修会的会规便是放弃财产 。认为金钱之类的“好处”便是所有人的利益，只是一种世俗的成见而已 。个人的利益，只能由本人选择，不能由他人派定 。而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个人利益必须符合正义原则，尊重他人的合理合法的利益，才能受到法律和舆论的保护 。这里面已经涵有一种价值原则了 。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利益这个价值性的概念，需要具体分析：当一个人说什么是他的利益时，他实际上在作一种价值选择，而不仅是陈述一个公认的事实；当人们说什么是公共或基本利益时，他们实际上在肯定一种价值体系或正义制度 。脱离价值构架的利益，根本不存在 。凡是宣扬纯利益、无争议的利益、无条件被代表的利益、理性自利人人认肯的利益、抽象的最大化的利益之类，背后皆有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需要警惕 。要想弄明白我的利益是什么，必须弄明白我的价值抉择是什么，我所要的正义制度是什么 。因为，有什么样的正义制度，便有什么样的基本利益分配 。而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才有选择个人利益（乃至选择正义制度）的机会 。其中最重要的是信息和表达的自由，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自由，连说出我的需要是什么，与社会交流探讨以便弄明白我的需要是什么，都不可能，还谈何利益？因此，或者可以说，人的根本利益便是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信仰的自由，选择自我生活方式的自由权利，和尊重他人同等权利和社会秩序的义务 。在一个多元自由和基本正义的体制下，才能实现自我的利益 。自由便是保障一切个人和社会利益的根本利益 。
然而即使如此，也不能将利益与价值理想等同起来 。在约定用法中，“利益”有“当下实现的权益”等内涵 。例如，在《韦氏大词典》里，作“利益”解的 interest 有几个基本释义：right, title or legal share in something，这是指法定的权益；the state of being concerned or affected esp. with respect to advantage or wellbeing, 这里则指身受的好处（advantage）或福利（wellbeing） 。如此看来，利益确实有当下实现或身受的好处等涵义 。但里面蕴含一些前提，如：什么叫好处？好处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可能后果是什么？这些皆属于价值抉择 。因此，可以说，利益是一种价值抉择，但不等于价值抉择（并不是所有的价值抉择皆是利益）；利益确实有当下好处的涵义，但好处需要解释，而这种解释是价值抉择；而且也不是所有好处都是利益 。可以举例来说明这些微妙的差别 。比如我选择莫扎特的音乐而不是流行歌曲，这也是一种价值抉择，但不是利益，因为不牵涉也不影响谁的好处或权益 。然而如果我选择信仰一种宗教，而这种宗教目下是受迫害的，则涉及严重的利益问题了 。同样，假使我爱好莫扎特，但无论如何努力也买不起唱片，而社会上有很多人可以轻而易举地享受音乐，这就涉及利益问题了，因为影响了我的福利 。然而也不是所有好处或福利都是利益 。比如青春、美貌、聪明，也是一种福祉，但不是利益，因为那是天生的，既不是人为的后果，也不是社会权利，没什么可争取的 。分析到这里，我们已经得出利益的三个必要条件：一、价值抉择；二、身受好处；三、社会权利 。假使我需要某抗病疫苗，使该疫苗成为我的利益，则需要：一、我相信科学，甘心接受疫苗，这是价值抉择；二、注射之后确实抗病，这是身受好处；三、我必须能够享受这种注射（买得起），这是社会权利 。假使我根本不相信什么鸟疫苗，坚决拒绝注射，而当局强迫我注射，如绑匪那样硬给我札了一针，虽然确实抗病了，我没受传染，但给我带来精神伤害和人格侮辱，那也不是我的利益，因为那不是我的价值抉择 。（这里可比较本文第二段关于疫苗的例子 。那个例子是说，我已经相信科学并选择了疫苗甲，而疫苗乙等于疫苗甲，所以也是我的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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