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泊的悲剧天然在于抱负与实际的庞大反差 ， 同时也表露了儒家先圣设计的礼治社会之虚妄 。 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纲常的轨制放置看上去很夸姣 ， 但实际景象多半是“君不君 ， 臣不臣”的掉序状况 ， 乃至抵挡与殛毙一向在频频延续 。 儒者所谓礼治之道 ， 最要命的是缺乏需要的纠错机制 ， 贫瘠的地盘上只能是野草瘋长 。
按笔者关于“小水浒”与“洪流浒”的叙事阐发 ， 这部小说有两套互为内外的话语系统：一者是林冲、杨志、武松等人带有冤情和抵挡的个别叙事 ， 借以申述造反的公理性;一者是宋江以道义和忠诚营造的乌托邦情怀 ， 经由过程招安表达了一种自我救赎的愿景 。 前者是瓜熟蒂落的江湖传奇 ， 后者倒是一幅踬碍难行的政治路线图 。 宋江不欲与朝廷继续匹敌 ， 似乎是从忠义堂前的江湖礼治中看到某种但愿 。 什么是“替天行道”之真义？归根结底 ， 是要打破抵挡与殛毙无限轮回的怪圈 。
因为二十宿世纪以来形当作的特定语境 ， 《水浒传》的救赎思惟很少为研究者所注重 。 即如鲁迅这样伟大的智者 ， 对这部小说也有所误识 ， 他在一篇杂文中攻讦说：“因为不否决皇帝 ， 所以大军一到 ， 便受招安 ， 替国度打此外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 。 终于是奴才 。 ”（《三闲集·地痞的变迁》）这段话也许不克不及作为鲁迅的学术定见 ， 但在以往的水浒评论中被人频频引用 ， 论证宋江的招安只是“欲做奴隶而不得”罢了 。 其实 ， 书中写得很大白 ， 宋江决意与朝廷合作 ， 并不是迫于“大军一到”的军事围剿 。 相反 ， 招安被提上日程恰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之际 ， 当时梁山军事上完全占了优势 。 当然 ， 小说对梁山豪杰过府冲州的战斗力大有夸张之笔 ， 以其描述的景象 ， 要说灭了宋王朝也足有那种实力 ， 难怪李逵屡屡叫嚷要杀去东京 。
从山林到廊庙的叙事逻辑让很多读者颇感猜疑 。 为什么不杀去东京？换一个角度 ， 这问题或可做另一种表述：为什么要让强盗从良？譬如 ， 金圣叹就不肯看到招安的一幕 ， 他假托古本删削《水浒传》 ， 删失落的就是招安以及之后的征四寇部门 。 按胡适的定见 ， 金本《水浒传》定格于梁山与官府匹敌状况的前七十回 ， 用意即是“深恶宋江等一班人”（《（水浒传）考据》） ， 这说法看似有些牵强 。 不外 ， 胡适也感觉这里呈现了意图谬误 ， 因为这样一来 ， 倒更像是“褒”强盗而“贬”官府 ， 与其本意相去愈远 。 但金圣叹顾不了那么多 ， 若是说造反便是忠诚 ， 强盗等于忠良 ， 那么“君君臣臣”的王权秩序岂不更是乱套？
否决“瞻依廊庙”的不唯李逵等梁山首级头目 ， 高俅那些朝中奸佞则在另一头阻挠招安 。 其实 ， 高俅并非一概否决——他征讨梁山泊集结王焕等十个节度使 ， 无一破例都是被招纳的绿林中人（第七十八回：“这十节度使 ， 旧日都是绿林丛中身世 ， 后来受了招安”）——他只是否决采取宋江和梁山泊 。 因为梁山泊标榜道义和忠诚的政治伦理戳中了他的软肋 ， “替天行道”最直接的意思就是矫正掉序的朝纲 ， 跟着抵挡者的道义正当化 ， 怕是冠屦倒施的政治生态又被倒置过来 。
受招安的造反者去替官府打此外造反者 ， 汗青上多有其事 ， 只是并无梁山泊这样“替天行道”的造反者 。 作为想象的产品 ， 这般叙事不啻礼掉求诸野的沙盘推演 。 从山林到廊庙 ， 宋江所想的不是彼可代之 ， 而是一厢情愿要当作为国度之栋梁 ， 并以进级版的江湖道义改写儒家的礼治精义 。 建构这样一种抱负 ， 自有知其不成而为之的悲剧意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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