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发展了 ， 产量增多了 ， 利润增多了 ， 而封建官府对茶商茶农的课税和勒索也增加了 。 光绪年间 ， 云贵总督在普洱增设盐茶道 ， 下设官茶局及盐举司 ， 加重了茶商、茶农的苛派 。 由于茶捐过重 ， 茶农受损 ， 茶商亦无利可图 ， 以至造成“普洱产茶 ， 颇为民害”（见吴应枚《滇南杂记》 。 ）到光绪末年 ， 普洱茶已由过去年产八万担的高峰跌落到五万担 。 许多茶商和马帮只得另走他途 ， 过去马帮络驿 ， 商贾云集的景象一蹶不振 。 到抗日战争结束的1945年 ， 全区茶叶产量降到15000担 。 到1949年时 ， 全区茶叶种植残存面积仅31400亩 ， 产量仅6992担 ， 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 普洱茶马道亦从兴盛逐渐走向了衰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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