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邓丽君
1977—1978年 ， 邓丽君的歌曲磁带先是在东南沿海地区流传 ， 继而通过电波和卡式录音机的普及 ， 迅速进入内陆地区 ， 并立刻为多数人所接受 。
“邓丽君是唯一的 。 ”对于那些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 ， 伴随着邓丽君歌声成长的人而言 ， 这个用一种轻轻的柔软抚慰他们心灵的歌手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
《人民音乐》编辑部主任的金兆钧当年还是北京师范学院学生 ， 1978年他第一次接触到了邓丽君的歌曲 ， 第一个感觉是：喜欢 ， 非常喜欢 。 “对于那时的青年来说 ， 听邓丽君的歌曲首先来说对我们不陌生 ， 因为她的歌曲保留了中国三四十年代的那种文化基调 。 ”
不止是年轻人 ， 当时著名的音乐家王酩（1934—1997）也对邓的歌曲产生浓厚兴趣 ， 曾经借了邓的磁带一个人躲在屋子里研究歌曲的配器 。
就在邓丽君婉约清丽的声音响遍中国时 ， 反对的声音也开始出现了 。 1980年 ， 一些老资格音乐人召开了一场专门针对当下流行音乐取向的讨论会 ， 称为“西山会议” 。 在会上 ， 一些专家对于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音乐表达了否定的观点 ， 并批评了内地著名音乐家张丕基、王酩等 ， 原因是他们的歌曲写得开始像港台歌曲了 ， 李谷一的《乡恋》也在这个背景下成为受批判的典型 。 在这次会议上 ， 邓丽君的歌曲被冠以“黄色歌曲”和“靡靡之音”的称谓 。 此后很长时间内 ， 官方对于邓丽君的歌曲基本持一种禁止传播的态度 。
翻开许多描写70年代末的小说 ， 时尚青年的形象总是难以摆脱这样的定式：墨镜 ， 长长的鬓角 ， 裤脚肥大的喇叭裤 ， 手里拿着播放着邓丽君歌曲的收录机 。 官方的禁令反而助长了邓丽君的流行 ， 当年曾是学校里文艺活跃分子的金兆钧在某一天接受了一个特别的工作：在学校里开办专门介绍邓丽君以及流行音乐的讲座 。 三场讲座下来 ， 学生们反响热烈 。
当时 ， 邓丽君的音乐磁带难以在内地公开出版发行 ， 于是走私和翻录她的磁带成为了赚钱的生意 。 有人回忆称 ， 当时翻录邓丽君的磁带 ， 五角钱一盘已经是很公道的价格了 。 这种私人翻录的生意遍布于当时的农贸市场和一些小商铺内 ， 一些居民也在自己家中用简陋的设备经营这种生意 。 很多青年乃至中学生都有不辞辛苦地在曲折的胡同里或者嘈杂的市场中 ， 捏着汗涔涔的钞票寻找翻录人的有趣经历 。
冲不破的网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在80年代中期出现了 。 客居香港的邓丽君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认识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职员彭燕燕 。 几次接触后 ， 邓表现出对内地风土人物的浓厚兴趣 。 随后 ， 官方即委派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高级职员牛钊等人与邓丽君开始交往 。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 ， 新华社方面试探地向她提出赴内地演出的建议 。
在商谈赴内地演出的计划时 ， 邓丽君显得非常兴奋 。 她和彭燕燕单独商量制定了一个“演出计划” ， 并明确表示 ， 不愿意只出席一次晚会 ， 唱几支歌 ， 而是要举行个人演唱会 。 彭燕燕给她规划的路线是：第一站北京 ， 第二站上海 ， 第三站西安 ， 第四站广州 。 彭燕燕说：“这样 ， 东西南北都照顾到了 。 ”邓丽君听了很高兴 ， 表示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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