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种族”偏爱酒精,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二 )


然而 , 纵观全球 , 物质滥用的确存在一定程度的“地域”差异 , 但这样的差异并不仅仅能归因于“地域”和“种族”因素 , 而是诸多因素混合在一起的结果 。 一般而言 , 物质滥用的“地域”差异 , 主要和以下因素有关:
所滥用物质的可获得性:对于物质滥用者而言 , 通常情况下 , 所滥用物质的可获得性限制了他们所能滥用的物质品种 。 在俄罗斯 , 酒和各种含酒精物质经常随处可见(俄罗斯缺乏有力的酒精管控措施) , 价格又并不高昂 , 酗酒更不必担上刑责 , 这无疑使酒精成为了他们所首选的滥用物质;同样是在俄罗斯 , 由于巴氯芬(Baclofen , 一种具有镇静效果的解痉挛药物)不受任何管制 , 几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而获得 , 因此这种没什么滥用价值的物质(因为它仅仅有镇静效果)摇身一变 , 成为了俄罗斯药物滥用的“生力军” 。 而在中国 , 随着公安部将曲马多(Tramadol , 一种可以形成依赖性的阿片类镇痛药)列为二类精神药品进行管制 , 青年人中滥用曲马多的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 这同样说明了可获得性对物质滥用的重要性 。

对物质的“喜好度”:时至今日 , 可以被滥用的物质多达成千上万种 , 而其中最为流行的却不过几十种 , 这一方面是因为某些物质的生产成本实在太高 , 贩毒者不愿生产 , 另一方面 , 也和物质滥用者对物质的“喜好度”密切相关 。 由于不同可滥用物质所产生的效应不同 , 因此物质滥用者在吸食不同物质时 , 也会有不同的感觉 , 正是这样的感觉决定了他们的滥用倾向 。 不过有趣的是 , 这一发现如今也已经被科学家们所利用 , 科学家们经常通过招募物质滥用者进行志愿者研究 , 来评估某一化学物质的滥用潜力 , 进而为该物质的法律管制政策提供建议 。

物质的经济性:一直以来 , 经济因素都是限制诸多物质滥用者吸食物质的原因之一 , 也是物质滥用相关犯罪的根源 , 因此一种可滥用物质的价格 , 也将直接决定了物质滥用者的滥用意愿 。 例如在近些年 , 部分新型毒品(例如卡西酮衍生物、芬太尼、MDPV)在欧美的价格持续走低 , 直接导致大量囊中羞涩的青少年大胆尝试(因为它们的一个剂量可能仅仅需要50美元以下) , 最终成为物质滥用者 。

综上所述 , 我们不难看出 , 俄罗斯人偏爱酒精 , 主要还是因为俄罗斯对酒精并没有任何管制措施 , 而且酒精价格低廉、随处可购得 , 和所谓的“战斗种族”气息并没有多大关系 。 不过 , 酒精滥用如今在俄罗斯已经造成了太多太多的问题 , 俄罗斯的有关部门 , 可能会在以后针对酒精采取一系列的管控措施 , 来遏制这一现象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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