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知即便冬季长江枯水期间,木筏逞顺流而下之势亦非无用,兵不血刃,即顺利平吴 。而铁锥遇筏而拔,铁锁遇火而化,不中用的反而是东吴的锚碇和铸铁技术 。此时距建安十一年(206年)发生的“赤壁之战”时,不过六十馀年 。推想当时赤壁战时曹军果若“船舰首尾相接”,铁索亦应遇火而化,未必坚若盘石 。而船舰一旦荡开,当然不可能出现“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的壮观场景 。
5,中国科技史提出的困惑
但是《吴书?周瑜传》及《江表传》的精彩述说,似乎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只谈长江“北岸”、“南岸”,不提江水之“上游”、“下游” 。盖缘曹军所据西北,无疑为长江上游 。“大江东流”之势能,在水战之中可否忽略不计?是否可与“东南风急”之动能对等抵销?笔者不是船舶专家,不能妄下定评 。但《吴书》此番描述的周瑜火攻,虽言顺风,却不顺水,故必须逆流而上 。如不考虑成熟的锚碇技术以及风帆问题,则长江水域能否进行如此规模的水上决战,实可怀疑 。即以今日技术而言,水翼船、摩托艇容或能之,即便其他老式机动船只在长江中游逆流而上,想要达到“往船如箭”的程度,也是不可能的 。
值得注意的是,《江表传》中出现了一句“中江举帆”,为《三国志》原文所无 。按《江表传》为晋人虞溥所著,见《晋书》列传第五十二 。但这部著作是在他死后,儿子虞勃渡江,才献给晋元帝司马睿(276~322),藏诸东晋秘府的 。如以东晋政权建立的建武元年(317年)而论,已距“赤壁之战”(207年)一百一十年,距陈寿(233-297)编《三国志》(约从泰始十年,即274年升为著作郎开始)也有三十馀年 。所叙既非亲见,亦非可能访于亲历之人 。从介绍虞溥善文章词赋特点看来,“中江举帆”一语应当是“以意补之”,同时亦不排除其子虞勃或者后人增饰润色的可能 。盖缘帆以风为动力,于是“东南风急”成为文学想象中东吴船舰所以能够溯流急上,“火攻赤壁”的主要动力来源 。而后世所以增饰诸葛亮“借东风”,凸显他的“神机妙算”,其实不过是突出此战关键的“能源专家” 。这正是原史不明,需要补苴罅漏的地方,也为后世小说戏曲铺张此事增添了依据 。可惜如果引入中国科技史的历史考察,就会遭遇到麻烦 。
又《吴书?吴主传二》引《江表传》曰:
“权于武昌新装大船,名为长安,试泛之钓台圻 。时风大盛,谷利令柂工取樊口 。权曰:‘当张头取罗州 。’利拔刀向柂工曰:‘不取樊口者斩 。’工即转柂入樊口,风遂猛不可行,乃还 。权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万乘之主,轻于不测之渊,戏于猛浪之中,船楼装高,邂逅颠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辄敢以死争 。’权于是贵重之,自此后不复名之,常呼曰谷 。”
如果孙权所乘为帆船,则逆风“大盛”,须急落帆,而非逆风行船,或者掉头回返,其理至明 。则知当时孙权所乘之船,动力源亦为橹篙之类 。
大约读惯了“孤帆远影碧空尽”、“沉舟侧畔千帆过”、“过尽千帆皆不是”之类诗词的原因,很多人把船帆在中国“自古有之”视为当然 。其实在科技史上这还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 。有论者言:
“我国发明帆的时间,现在已无法知道了,但是我国使用帆的历史至少已有三干多年了 。在商代遗留下来的甲骨文中,就经常能够发现帆的文字,这些文字写作Ⅱ、丹等形状,好象张开的帆 。从甲骨文关于帆字的字样,我们可以推测早期的帆是属于固定装置的方形帆 。固定装置的方形帆制作简单,但是它只能有效地利用从船尾方向吹来的风,就是顺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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