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叶， 制壶名家辈出， 壶式千姿百态， 技术精湛， 迎来了中国紫砂陶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 。 在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继起的名家有时大彬、李仲芳和徐友泉师徒三人， 他们的壶艺都很高超， 在当时就有“壶家妙手称三大”之誉 。 以时大彬为代表， 所制茗壶， 千态万状， 信手拈出， 巧夺天工， 世称“时壶”、“大彬壶”， 为后代之楷模 。 有诗曰：“千奇万状信出手， 宫中艳说大彬壶” 。 而据清吴骞着的《阳羡名陶录》里编载周容的一篇《宜兴瓷壶记》记载“……始万历间大朝山僧(当作金沙寺僧)传供春；供春者， 吴氏之小史也， 至时大彬， 以寺僧始止 。 削竹如刃， 刳山土为之 。 供春更朽木为摸， 时悟其法， 则又弃模， 而所谓制竹如刃者， 器类增至今日， 不啻数十事……”揣摩大彬壶及明代民间的传器， 可以看到时大彬对紫砂壶制作方法进行了极大的改进 。 最大的改进是用泥条镶接拍打凭空成型 。 紫砂艺术发展到此阶段， 遂真正形成宜兴陶瓷业中独树一帜的技术体系 。 这其中也有着时大彬以前的父辈们(包括时鹏、董翰、赵梁、元畅四大家在内)的共同实践经验， 但时大彬是集大成者， 经他的总结力行， 成功地创制了紫砂常规上的专门基础技法 。 《名陶录》云：“天生时大神通神， 千奇万状信手出 。 ”这样的赞颂， 唯时大彬足以当之 。 几百年来， 紫砂全行业的从业人员， 都是经过这种基础技法的训练成长的 。 万历时名工还有欧正春、邵文金、邵文银、蒋佰夸、陈用卿、陈文卿、闵鲁生、陈光甫、邵盖、邵二荪、周俊溪、陈仲美、沈君用、陈君、周季山、陈和之、陈挺生、承云从、陈君盛、陈辰、徐令音、沈子澈、陈子畦、徐次京、惠孟臣、葭轩和郑子候等 。 可以说是名工辈出， 各有绝技 。 明代是紫砂壶不断翻新发展的时期：“龙旦”、“印花”、“菊花”、“圆珠”、“莲房”、“提梁”、“僧帽”、“汉方”、“梅花”、“竹节”等造型层出不穷 。 艺人陈仲美将瓷雕技术融入陶艺， 是宜兴历史上风格多样、制壶最多的三位名家之一， 所制花货令人耳目一新 。 他最早将款和印章并施于壶底， 开创了壶史先例 。 陈用卿则第一次将铭文刻于壶身， 且用行书取代楷书， 增加了作品的文气 。 在这之前， 紫砂壶上都不刻任何铭文， 即使制壶艺人的名款， 亦偶尔以楷书刻在壶底 。 明代的烧制技术也有所创新， 李茂林首创匣钵套装壶入窑， 烧成后壶色光润， 无裸胎露烧所产生的瑕疵 。 这一烧制方法沿传至今 。 万历以后的天启、崇祯年间(公元1621-1644年)著名的紫砂艺人有陈俊卿、周季山、陈和之、陈挺生、惠孟臣和沈子澈等 。 其中以惠孟臣的壶艺最精， 为时大彬以后的一大高手， 他所制作的茗壶， 形体浑朴精妙， 铭刻和笔法极似唐代大书法家褚遂良， 在我国南方声誉很大 。 在清初雍正元年(公元1733年)即有人仿制“孟臣壶”， 其后仿者更多 。 署款铭刻开始盛行， 出现了代镌铭款的文人刻家 。
【明代紫砂的发展过程】明代后期宜兴陶业的大发展和紫砂器的独树一帜， 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分不开的 。 明代前期的“匠户制”， 已较元代松懈， 自洪武十六年(公元1393年)起， 实行了“轮班制” 。 到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 终于废除了轮班制， 改为征银制度， 使相沿达两百年的工奴制宣告结束 。 这些改革使手工业者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 从而推进了包括陶瓷业在内的各种手工业的迅速发展 。 明代后期紫砂器的快速发展， 更与当时宜兴整个陶业的发展密不可分 。 当时陶类中的商品经济颇为发展， 丁蜀镇一带逐渐形成为集中的产区， 据《荆溪县志》记载：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公元1522-1622年)， 宜兴窑场的产品已是“于四方利最薄， 不胫而走天下半”， 各地商贩云集， “千里之外， 趋之若鸿”， “沿贾扬帆而晓夜行”， “商贾贸易缠市， 山村宛然都会” 。 至明末宜兴紫砂器也由葡萄牙商人远涉重洋运至欧洲， 被称为中国的“红色瓷器”、“朱砂瓷”， 成为欧洲市场的热销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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