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膏是一个传奇的饮品 。 普洱茶膏在清代紫禁城中荣光四射， 在雍正、乾隆等清代帝王心中妙绝无双， 在马嘎尔尼使团手中置若珍宝， 在末代皇帝溥仪笔下的饮普洱茶膏， 仿佛是紫禁城生活中最惬意的时刻……时光回到二十一世纪， 2004年， 鲁迅、许广平夫妇收藏的3克清宫普洱茶膏被神秘买家以1.2万元高价购得;2010年， 广州拍卖会， 28块清宫普洱茶膏以100.8万天价拍出， 2012年， 贡润祥普洱茶膏荣膺博鳌亚洲论坛唯一指定茶礼， 成为当时的新闻热点 。
普洱茶膏如此尊贵， 价值完全可以与金玉媲美， 缘何坊间对普洱茶膏不甚了解， 甚至不知何物 。 因为从诞生的那一刻起， 便是帝王等上层阶级专享的饮品， 清代特有的御用制度， 更是对普洱茶膏保密有加， 王公贵族、宠臣近侍也只是偶有赏赐普洱茶膏， 寻常百姓更是闻所未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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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普洱茶膏的出现是具有必然性的， 唐代陆羽在《茶经》中对制茶工艺归纳为七步， 即“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这里的“蒸、捣、拍”三个工序极易将茶叶中的部分茶汁与纤维物质分离， 在空气氧化作用下， 出现膏化现象 。 陆羽在他所处的年代已经发现这一现象， 并在《茶经》中多次提到“膏”字， 如“畏流其膏”、“出膏者光”、“含膏者皱”等文字 。 而且陆羽认为， 真正好茶定是“含膏者皱”的外形， 这里指的“皱”， 是含膏的表现， 即外形褶皱， 茶汁流失少、茶味浓 。 《茶经》中列为第一位的好茶“胡靴”， 就是“含膏者皱”的代表 。 虽然陆羽从制作饼茶中发现了茶汁溢出后出现“膏化”现象， 并认为这个“膏”是茶叶中的好东西， 但他没有将茶汁与茶叶中的纤维物质彻底分离， 而只是让“膏”(普洱茶膏)仍然保持在茶饼的表面， 与真正意义上的“普洱茶膏”还有一定的距离 。 即使后来出现民间进贡的“普洱茶膏”， 都未能脱离茶叶的原始形态， 都属于“含膏”的性质 。 唐代《国史补》记载唐代官贡茶品有十几个品目， 其中“岳州邕湖含膏”就列其中 。 任臣《十国春秋》记载， 早在南唐闽康宗通文二年(公元937年)， 就有贡品普洱茶膏进献， 即“贡建州茶膏， 制以异味， 胶以金缕， 名曰耐重儿， 凡八枚” 。
与唐代不同， 宋代的制茶者对茶叶的膏化现象比较重视 。 他们认为茶叶中出现的“膏”(普洱茶膏)， 是茶中的珍品 。 他们采用榨取的工艺， 先将茶蒸熟， 再“须淋洗数过 。 方入小榨， 以去其水， 又入大榨出其膏”， 成功地将普洱茶膏从茶叶中分离， 使其成为独立的产品普洱茶膏 。
宋代将此方法获得的普洱茶膏， 用于两个方面：一是做为独立的茶品纳入宋代的茶品名录 。 如北宋第一位茶著者陶谷(公元907—960年)在撰写《茗荈录》时,就将“玉蝉膏”和“耐重儿”两款普洱茶膏纳入其中， 说明当时已将普洱茶膏列为单独的茶品 。 二是在饼茶制作过程中， 以普洱茶膏涂抹饼茶表面， 以示其优 。 宋代蔡襄在其著述的《茶录》中对此有专门的描述：“饼茶多以珍膏油其面， 故有青黄紫黑之异”， 这里的“珍膏”就是普洱茶膏 。
宋徽宗赵佶(公元1082—1135年)时， 对“珍膏油其面”则显得更为重视， 甚至把普洱茶膏的质量好坏作为鉴定普洱茶标准 。 他在其撰写的《大观茶论》一书中， 就如何从外观鉴别普洱茶膏时指出：“茶之范度不同， 如人之有面首也 。 膏稀者， 其肤蹙以文;膏稠者， 其理敛以实” 。 意为:看茶的表面， 就像看人的脸面， 普洱茶膏稀者， 饼茶表面多皱纹;普洱茶膏稠者， 饼茶表面纹理不明显， 光亮凝聚， 质地坚实 。 显然， 膏稠者， 是宋代好茶的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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