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生改革|大类招生何以遭遇“滑铁卢”

【招生改革|大类招生何以遭遇“滑铁卢”】从北大元培学院试点到如今被高校普遍接受,大类招生制度已在我国实践近20年 。此次中山大学招生断档事件,可谓大类招生中一次矛盾的集合“爆发” 。冷热门专业捆绑、“杂类”招生等问题的出现,提醒后来者,具体方案的设计切莫偏离大类招生的“航道”,勿忘大类招生“初心”为何 。
中山大学在今年的高考招生中遭遇了“滑铁卢” 。其在多个省份招生爆冷,甚至出现断档现象:如在陕西理科的投档线为444分,仅比一本线高出3分;江西省的最低投档分数线排位相较去年跌了1573位;甘肃的最低投档线比去年少了111分 。
业内人士认为,这已堪比“比较严重的招生事故” 。有人将其归因为该校执行的大类招生制度把冷热门专业打包,其大类招生中的计算机类与土木、水利与海洋工程等专业包装在一起,如此混搭让考生、家长无法接受 。
招生断档是否是大类招生制度之过?未来我国高校招生方案应当如何设计?就此,《中国科学报》采访人员采访了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 。
“杂类”招生惹争议
在我国,大类招生源自2001年北京大学的“元培计划”,试点文理两个大类招生;一年后,北京大学又以学院内部专业为主要大类划分标准,在全校范围推行大类招生 。这一改革打破了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高校按专业招生和培养的传统模式 。
改革更彻底的高校是上海大学 。该校在原副校长叶志明等教育学家的主导下,于2011年将59个专业分为人文社科类、经济管理类、理学工学类三大类实施大类招生、专业分流、灵活转专业等机制,将专业的生存权交给市场 。
2017年,在“双一流”和新高考改革背景下,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推出大类招生培养和培养体制改革 。旗帜鲜明的改革背后,是学生专业选择、通识教育开展、跨学科人才培养等矛盾白热化的交锋——中国高考考生的专业选择能力偏弱,通识教育被视作让一个人走得更深、更远的教育,跨学科更是创新性人才培养的途径 。而这一切,均有赖于入口端打破按专业招生的限制 。
然而,大类招生实施近20年,尽管在认知上已成为主流,但在操作中衍生出的问题,近年来颇受社会热议 。
冷热门捆绑,在实施大类招生的高校中普遍存在,也是大类招生制度在我国高校实施以来最大的“槽点” 。例如,一些高校的文史类包含汉语言文学类和历史学类,汉语言文学类又分为师范向的汉语言文学和非师范向的汉语言国际教育,历史类包含了师范向的历史教育和非师范向的考古学 。
“这就意味着大类招生之后的专业分流存在二次竞争,孩子如果去不了相对热门的专业,又没有灵活的转专业制度,就得归入历史、考古等冷门专业 。实际上,剥夺的是他们的专业选择权 。”采访中,一位家长告诉《中国科学报》 。
而中山大学将土木、水利与海洋工程等都归于计算机类,把分数比临床医学低30分以上的预防医学归入临床医学类 。尽管校方矢口否认分类的不合理性,但在叶志明看来,将冷热门捆绑、不合理地“打包”,这样的分类只能称为“杂类”,缺少科学依据 。
表面背后,更令人担忧的是大类招生旗号下衍生的招生乱象 。
“一些顶尖高校借用文科试验班、理科试验班,将各种专业‘往里扔’ 。为了争夺优质生源,甚至在大类招生时便向高分考生许诺,分流时优先安排热门专业 。”曾参与高校招生工作的教师陈觉(化名)告诉《中国科学报》 。
而有些长学制的试验班承诺本硕博连读,但“只因高考比他人多了几分,就享有本硕博连读的权利”,在陈觉看来这一“福利”过于“丰厚”,也失之谨慎 。“在人才培养上,恰恰应该尽量避免通过本硕博捆绑吸引考生‘一劳永逸’地完成所谓的学业,鼓励有能力的学生跨校、跨专业 。”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