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生改革|大类招生何以遭遇“滑铁卢”( 三 )
“大类招生不能孤立地学习制度架构，要在教学观念、配套机制上有相应的跟进 。”叶志明举例说，譬如长线专业的招生与分流，解决大类招生冷热门专业捆绑带来的报考不力有几种方式，最直接的方式是，不将长线专业纳入大类招生范畴，进行单独招生 。“这样就不存在诓骗学生进入大类之嫌，而是遵从学生自身的选择意愿 。”
而在大类招生的框架下，分流时，长线专业可给予第一志愿选择的学生一定的优惠，如前10名可免后三年学费，以此鼓励、吸引有志于此或家境贫困的学生作选择 。“事实上，一些冷门的基础专业，如考古、哲学，考虑学生的就业问题，本身并不需要太大的招生规模 。”叶志明说，而对于主要以社会分工设置的专业，如材料、机械、土木等，则一律不做上述保底 。
下一步改革关注什么
目前，大类招生多在东部重点院校推行，怎样让大类招生的路子走得更顺畅、覆盖面更广，将是下一步改革的关注点 。
“大类招生归根结底是高校整体人才培养机制改革上的一环 。大类招生要在教育家或校长的牵头下进行整体、系统的设计，不是招生办公室、教务处等一个部门能完成的任务 。”卢晓东说 。
如清华大学做大类招生时，由校长邱勇亲自担任大类招生小组组长，16个大类分别由院士坐镇 。上海大学进行大类招生改革时，叶志明与相关教师、管理部门等开了几十次会议，理清了包括通识教育、专业分流、灵活转专业等大大小小问题 。
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一入学便进入专业教育的思维框架 。把专业完全推向市场，由学生的分流选择决定专业的存亡，冲击的是教师的“饭碗” 。其难度可见一斑 。尤其是，“越是古老的专业，有越多知名的教授，其改革难度越大” 。金柏江说 。
但“招生是严格的计划机制，就业却是完全的市场机制，即入学口到就业口不匹配 。由于招生计划机制，使得需要更新或淘汰的专业‘因人设庙’依然可通过招生调剂很好地生存，导致这些专业不思进取，不‘与时俱进’ 进行更新改造，也给学生未来就业带来困难” 。这也是叶志明力主改革的初衷 。
如何打破由专业设置带来的思维禁锢？
目前，我国高校的大类招生逐渐形成了试验班、通识教育+专业教育、本科生院制等多种模式，这都是与大类招生改革相应和的积极探索 。
比如早在1996年，上海大学就在时任校长钱伟长的倡议下，设立了基础教育强化班（后来的国家试点学院钱伟长学院），实施两年通识教育，两年后学生可无条件选择校内任何专业学习 。2011年，上海大学为了在全校实施大类招生与通识教育，有效地减少改革带来的各方阻力，将基础教育强化班实践缩短为大一阶段进行，同时辅以其他配套政策 。
本科生院制是破题的又一重思路，目前已在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探索、实施 。
卢晓东介绍了东京大学成立的教养学部的做法 。学生在教养学部完成前两年课程后才进行专业选择，所有专业院系面向所有学生开放，即文理科六大类中任何一类学生都可以申报该校任何专业院系 。与这一改革相匹配，东京大学将专业院系的招生名额分为指定学科名额和全学科名额两类 。其中，全学科名额是指面向所有专业开放录取的名额 。
“学生想进入理想专业，最大的竞争法宝是前一年半的学习成绩，考查的关键是入学后的通识教育 。这一制度设计促进学生认真学习通识教育课程，或者说，促进了‘通识学习’ 。”卢晓东说 。
在上海大学的改革中，叶志明也借鉴了类似的做法，学生分流时40%参考高考成绩，50%参考大一学习成绩，10%参考大一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其目的也是保证大一学生入学后不因经历高考而放松课业，也使得通识教育不沦为“水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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