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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晋商茶叶战争(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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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茶 ， 是晋商为了适应流通需要而设计加工的产品形态 ， 也是茶叶贸易之中的一大发明 ， 不但易于运输存放 ， 因为砖茶上贴有晋商商标 ， 写有“晋商监制”字样 ， 也帮助晋商打响了品牌 。
据了解 ， 山西长裕川茶庄在当时经营的“红梅牌砖茶”久负盛名 ， 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中苏两国的商业往来中 ， 对方的采购名单上仍列有“红梅牌”的砖茶 。 一时在山西传为美谈 。
中俄茶战
好景不长 ， 晋商对茶叶贸易的垄断最终因为国力的衰落而出现动摇 。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 随着《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等不平等条约的陆续签订 ， 俄国茶叶商人在中国拥有了远较晋商优厚的政策条件 。 由于政府限制 ， 晋商贩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和减免税的便利 ， 统算下来 ， 需要交付比俄商多10倍的税金 。 最重要的 ， 是俄商已经直接插到了晋商的大后方 ， 抢占了晋商凭借的最后一个茶叶基地和市场堡垒——汉口 。
处于被动局面的晋商开始反击 ， 一场历时多年的中俄茶叶大战拉开了序幕 。
其时 ， 俄国茶商已经将茶厂开到了汉口 ， 截至清末 ， 俄商控制了一半以上的出口茶 ， 在这场肉搏战中 ， 晋商开始改变路线布局 ， 将此前的武夷山办茶转移到了700里以外的湖北安化 ， 缩减了运输成本 ， 此外 ， 为了缩短与俄国茶厂技术上的差距 ， 晋商开始改进加工方法 ， 从英国进口烘干机 ， 制成质量更好的砖茶 ， 扳回了一局 。
“打到俄国去” 。 同治六年 ， 晋商程化鹏、余鹏云、孔广仇代表商界提出了削减茶税和直接赴俄售货的要求 。 清政府鉴于恰克图商业已经衰败 ， 俄商又要求在张家口设领事馆 ， 危及京师安全和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与中国商人利益受损的现状 ， 批准华商返恰克图并转赴俄境内贸易的呈请 。
很快 ， 退守归化的华商纷纷返回已然冷清的恰克图 ， 在归化通司商会的统一调动下 ， 数以万计的驼队踏上了赴俄之旅 。 在很短的时间里 ， 中国商人开设的商号就出现在俄罗斯的东部以及西伯利亚各地 ， 这样的速度 ， 超过了对手的想象 。 据统计 ， 在晋商踏出国门、将商路拓展到俄国的第一年里 ， 向俄国输出茶叶11万担 ， 到了第三年 ， 每年向俄输出茶叶已经达到了20万担 ， 数字达到了俄商贩茶的一倍 。
事实上 ， 在国事衰微的清朝末期 ， 中国商人手中仍有三大法宝：凭借着对茶叶产地的有力控制、对国内市场的牢固占领 ， 再加上运输配套的强大的驼队 ， 使得晋商依然把持着一定的资源 ， 在与俄商的不平等较量中苦苦维持 。 然而 ， 随着更多的科学技术手段被俄商带入中国 ， 加之清政府的日益衰微 ， 晋商手中紧握的绵延了200年的茶路 ， 终于走向了尾声 。
“这是一场山西商人的信狗与俄国的电报之间的比赛 ， 驼队和火车轮船之间的赛跑 ， 东方商人的智慧和俄商的特权之间的较量 。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高春平说 。
而后 ， 赊销款的无果而终 ， 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 在晋商赴俄贩茶期间 ， 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 ， 晋商对俄国的中小商人实行赊销 ， 双方约定 ， 茶叶售出后再行结账 。 对俄国商人的集体赖账 ， 加之缺乏清政府支持 ， 山西商人在跨国官司中最终落败 ， 给予了晋商沉重的打击 。 根据高春平的统计 ， 经此一役 ， 晋商在恰克图贸易中一落千丈 ， 大多数店铺倒闭 ， 商号数从全盛时期的140多家 ， 下滑到清末的20多家 。 清外务部的一份资料显示 ， 当时17家华商 ， 因此损失白银达62万两 ， 当时 ， 晋商整体所遭受的损失 ， 可见一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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