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社会学|医生群体是如何陷入“道德困境”的

●过去40年间,社会上的道德观念发生了不小的改变,医生这个职业也正在经历世俗化即商业化的过程 。
●公立医院开始企业化改革后,所得到的政府财政拨款不足总收入的10%,在“自负盈亏”和“放权让利”的政策引导下,各级医疗机构的创收欲望被空前激发并被允许,身处其中的医生的趋利倾向变得空前严重 。
●很多医生不自知,因为有垄断的处方权,同时又是稀缺的医疗资源的看门人,医生也是这个体制中某种程度上的既得利益者 。
■本报采访人员 胡珉琦
4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以下简称北医三院)肿瘤内科医生张煜实名揭露部分三甲医院存在的肿瘤治疗乱象,直指部分医生的无知和贪婪,以及监管的缺失 。这次曝光不仅引爆了舆论,也让医患关系陷入紧张 。
这不是医生第一次被打上“不道德”的标签,事实上,他们经常被看成是一个“不道德”的职业群体,因为公众认为他们将经济利益置于患者之上,这是公众最在意的医疗难题 。
可与此同时,并没有多少人在意,对提供医疗服务的主体,也就是医生而言,他们又面临着什么样的困境?他们为什么会集体选择一种“不道德”行为?这种行为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逻辑支持?在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姚泽麟看来,这是医学社会学不可或缺的研究视角 。
姚泽麟从博士阶段就开始了中国医生职业伦理的研究,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并完成了《在利益与道德之间——当代中国城市医生职业自主性的社会学研究》 。这项研究正是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医生为什么成了一个“不道德”的职业群体?
《中国科学报》:您如何看待北医三院医生揭露肿瘤科治疗乱象这一新闻事件造成的社会影响?
姚泽麟:有这类事件的存在,且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在新闻里,它对整个医患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 。
去年,我在与一些肿瘤科医生的交流中发现,患者对肿瘤科医生的不信任情况是比较普遍的 。这也导致了肿瘤科医生在执业中普遍面临的一个伦理困境,就是当医生在向患者或者家属介绍或者“推荐”一些较新的治疗方案或者药物时,会有所犹豫,因为不少患者及其家属的第一反应往往是——“你想挣我的钱” 。
《中国科学报》:社会学是怎么看待医生群体中的“不道德”行为的?
姚泽麟:从我田野调查中所接触的医生来看,大部分医生都是有底线的,并不会完全舍弃医疗作用以换取经济利益 。但是,这个群体所认同的职业伦理观也许已经和过去“行医等同于行善”有所不同了,他们是在有限度地接受理想中的职业伦理观 。
社会学中对伦理的研究不少,我们会发现,伦理道德并非一成不变 。事实上,过去40年间,社会上普通人的道德观念已经发生了不小的改变 。医生这个职业也正在经历一个世俗化的过程,世俗化的过程也是商业化的过程,医生的道德责任相对弱化了,而把自身利益看得更重了 。
不过,老百姓常常把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夹杂着非临床的考虑,甚至是非临床的考虑凌驾于临床考量之上,简单归咎于“道德滑坡”,甚至在曝光帖中,医生自己也是这么分析问题的 。
可他们都忽略了,当整个医生群体或多或少都存在对经济利益考量的事实时,这种行为的根源就必须从系统结构中去寻找 。
医生作为医疗服务的直接提供者,长期以来承受着来自患方的不满、怨言甚至愤恨,但我们却很少把研究的落点放到医生身上,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正是社会学所要关注的 。
《中国科学报》:您说过,医生执业动机和行为的改变其实在医疗卫生体制的变化中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所以,这才是导致医生“不道德”行为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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