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是仁义还是愚蠢宋襄公为何是春秋五霸之一 _仁义

春秋五霸中，为何会有宋襄公这个“败军之将”？
春秋时期的宋国君主宋襄公，是以仁义之名，行称霸之实，却时运不济，功败垂成的君主。
他的悲剧更多是旧的礼仪和规矩，跟不上急速变革的新时代，却不是因为他个人的迂腐和愚蠢。
因此，传统史家并不以成败论英雄，仍然将他列为“春秋五霸”之一，和齐桓公、晋文公这些明君英主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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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之霸业，肇因于周平王东迁，王纲解纽，无以庇护诸侯，故各国不得不抱团求存。
其时诸夏各国面临主要威胁，一是夷狄交攻，虽以齐国之强，亦须乞师郑、卫以御戎；
二是周天子丧失对诸侯之制裁权，诸侯内部之弑君篡逆的成本代价大大降低，郑、卫、宋陈、莫不内乱。
晋国的曲沃代翼事件，旁支公族起兵，历经数十年战争，攻杀灭绝嫡系公室，取而代之。
既是天子失柄的原因之一，也是天子失柄的后果之一。所以诸侯人人自危
三是内部兼并，以宋国之地大爵尊，而见削于郑国，则小国可知。
鲍叔牙谏齐桓公，以「但治齐国，隰鲍为能，欲谋伯业，须用管仲」，则举霸主代行天子权能整合诸夏，不待齐桓开风气之先，已为当时列国智者的共识。
齐桓公之世，齐之国力，殊不足道。荀子论兵，谓齐国天下之弱兵。
春秋二百年，累败于鲁、宋、卫之辈。齐桓公所以首成霸业，以远于楚而近于宋鲁卫三个次等强国，故每得从容整合诸侯之力挟势而当夷狄。
齐桓公征楚之役，以包茅不贡为辞，而不问弑杀周昭王之罪，其怯楚之心可知。
齐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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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为周之异姓诸侯，爵微国小，自立国之初，即深受江汉诸姬歧视。其“不与中国之号谥”，以蛮夷自居，实行军国主义扩张政策，毋宁说是遭受歧视后的强烈反弹。
这种“受难”情结，历代以来已经固化成楚国上下的基本价值观了。
齐桓公南征，迫使楚国进贡包茅，实际上等于承认了楚国吞并江汉地区各诸侯的既成事实，是齐桓公和楚成王两个大政治家形成的默契双赢局面。
晋文公重耳流亡列国，同姓诸国如卫、曹、郑等，都不怎么礼遇他。对他客气的，齐桓公、宋襄公、楚成王、秦穆公而已。
此四君无论成败，都是有志于霸业的，故眼光格局，自和卫、曹、郑等辈苟且求存之国大不相同。
——这活跃于同一时代的五位君主，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春秋五霸” 。
晋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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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襄公是齐桓公看好的托孤之人，在齐桓公死后，平定了齐国内乱，论眼光见识和声望，在当时都可说堪称一流，距离继承齐桓公的天下霸主之位，也只有一步之遥。
曹南之会，宋襄公以鄫国君主为牺牲，祭淮水之神。旧说鄫与东夷为世仇，宋襄公此举在讨好东夷。
但宋的主要班底乃是曹、邾、滕等淮泗小国。东夷的主要国家徐国，曾嫁女于齐桓公，参与中国事务颇多，却并未参与伐齐、会盂、泓水等一系列宋主导的大事。可见宋襄求事东夷之说，未必是事实。
何况以华夏之君为牺牲祭祀邪神，在当时乃骇人听闻的大事，宋之强邻如齐、郑、卫诸国，均无干涉的纪录，邾国君主甚至赤膊上阵为之帮凶，这也违反常理。
因此一个推测，是宋襄公以鄫子为祭，其事类西门豹以女巫祭河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