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与梁佩兰、屈大均合称“岭南三大家”的布衣诗人陈恭尹 , 有一首咏潮州茶具的五律:
白灶青铛子 , 潮州来者精 。 洁宜居近坐 , 小亦利随行 。 就隙邀风势 , 添泉战水声 。 寻常饥渴外 , 多事养浮生 。 (见《明末四百家遗民诗》卷六)白灶 , 即俞蛟所记的“以细白泥为之”的截筒形茶炉;青铛 , 即瓦档(砂铫) 。 此两件乃工夫茶“四宝”中之二宝 , 能博得罗浮诗家陈恭尹“潮州来者精”的赞誉 , 可知其精洁、小巧 , 便于携带、逗人喜爱的程度 。 而茶具的精良 , 正反映了其时潮州茶事的兴旺 。
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举人、海阳(潮安)陈王猷的《舟茗》诗云:“穷已如黄九 , 犹将茗碗行 。 燃炉风欲破 , 沽水雨初晴 。 秋影来无色 , 江涛近一声 。 旗枪新辨味 , 最是武夷精 。 ”末两句 , 十分明确地表达了潮人善于品评茶味又钟爱武夷茶的风气 , 比俞蛟“今舟中所尚者惟武夷”的记述 , 起码早出一百年 。
综上所述 , 可以这么认为:明清之际 , 潮人(至少是在文人圈中)已有用壶杯冲彻武夷茶的习尚 。 这种品条方式 ,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普及、提高 , 并在“繁华气象 , 百倍秦淮”(俞蛟《潮嘉风月?韩江》中语)的韩江六篷船中得到完善的体现 。 潮人日夕品赏其中 , 习以为常 , 竟无人予以总结、描述 。 (或虽有而文献已阙失)俞蛟任职粤东 , 以外地人的眼光来观察潮州风物 , 遂有见景皆异、无俗不奇的感觉 。 加上他有“采风问俗 , 记载宜详”(《潮嘉风月》前言)的雅好 , 因而已臻成熟期的潮州工夫茶习尚便通过他的笔端而传闻世间 。 所以说 , 把《潮嘉风月》视为潮州工夫茶的里程碑式记载则可 , 将其当成工夫茶的发端则不宜 。
当然 , 清代中前期仍有一些不饮工夫茶的记载 。 如乾隆十年(1745)《普宁县志?艺文志》中收录主纂者、县令萧麟趾的《慧花岩品泉论》 , 就有这样一段话:“因就泉设茶具 , 依活水法烹之 。 松风既清 , 蟹眼旋起 , 取阳羡春芽 , 浮碧碗中 , 味果带甘 , 而清冽更胜 。 ”茶取阳羡 , 器用盖碗 , 芽浮瓯面 , 其非工夫茶程式 , 自不待言 。 但萧县令乃外地人 , 有如前述福建那位“客闽三载 , 只领略一次(武夷茶)”的彭光斗县令一样 , 入乡而不愿随俗 , 亦在情理之中 , 强求不得 。 故其所述 , 似难代表潮风潮俗 。
【茶壶泡茶】工夫茶创自何地 , 创自何等样人?以目前发见的资料 , 要确切回答仍很困难 。 从袁枚《随园食单》所记“余游武夷……僧道争以茶献”数语来看 , 小壶小杯瀹武夷茶之方式似为武夷僧道所创 。 但前此二十多年的《龙溪县志》既已明言该品茶法 , “穷山僻壤 , 亦多耽此者 。 茶之费 , 岁数千 。 ”足见其法实非僧道所独擅 。 何况 , 袁枚在乾隆四十九年《赠寄尘上人即送赴潮州兼申武夷之约》中有:“武夷如践约 , 待我菊花天”之句 , 后来寄尘山人未践约 , 而袁枚在读了李宁圃《程江竹枝词》后 , 曾深以当日“到广不到潮”为恨(见《随园诗话》卷十六) 。 设若当时袁枚与上人同到潮州 , 依他的逢奇必录的习性 , 又焉知其对“工夫茶”之描述 , 不在乾隆五十一年武夷游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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