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阳春面:一碗光面里的复杂文化感受( 二 )


【机器|阳春面:一碗光面里的复杂文化感受】“我是江南人 , 自出世以来 , 脱离母乳 , 即以稻米为主食 , 一日三餐 , 或粥或饭 , 莫不藉此疗饥 。 但说到了辅食 , 每日的点心、间食 , 一切糕饼之类 , 都属于麦粉所制 。 尤其是面条 , 花样之多 , 无出其右 , 有荤面、煎面、冷面、阳春面(价最廉 , 当时每大碗仅制钱十文 , 以有阳春十月之语 , 美其名曰阳春面 。 今虽已成陈迹而价廉者仍有此称)、糊涂面(此家常食品 , 以青菜与面条煮得极烂 , 主妇每煮之以娱老人) , 种种色色 , 指不胜屈 。 ”
这种面食的花样 , 靠的并不是面条自身的筋道 , 而是各色各样的浇头——时至今日 , 吴越面馆不论是哪种面点 , 端上来的通常都是一模一样的一碗阳春面 , 只不过另搭配一份浇头——或者你愿意的话 , 两份也可以 。 这一点 , 徐路在《杀馋》一文里早就说过 , “江南的面条别具一格 , 与北方大有不同 。 苏州奥灶、镇江锅盖、淮扬阳春 , 皆能自成一体 , 稳稳地面道里占上一席” , 但是 , “相比起北人吃面讲究的面面筋道 , 南人更注重面汤和配料 , 俗称浇头 。 ”
机器|阳春面:一碗光面里的复杂文化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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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一面之词》剧照 。
我原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 直到十岁那年 , 在兰州工作了十五年的父亲回乡 。 他虽然也是吃米饭长大的 , 但在西北那么多年 , 生活习惯中不能不留下第二故乡的痕迹 。 那时镇上还没有兰州拉面馆 , 更极少吃牛肉 , 所以他只能因陋就简 , 每天早晨捞一碗阳春面 , 有时是自己下 , 更多时候则带着我一起去单位食堂吃 。
说实话 , 这对我而言实属难以下咽 。 虽然那会儿家里穷 , 每餐桌上通常都只有一个菜 , 但好歹有个菜 , 而阳春面给人的感觉 , 就好像只吃白饭而无菜下饭 , 何况多少年里母子相依为命 , 也没有早餐吃面条的习惯 。 不管他怎么教育我忆苦思甜 , 这都无法提振我的食欲 。 我只是怕浪费受责骂才把一碗光面咽下去 , 但始终难以理解父亲为什么阳春面吃不腻 。
多年后有一次偶然谈起 , 我才知道 , 父亲最初到兰州时 , 也曾很吃不惯 , 那时本地膳食一多半还都靠各种杂粮 , 能吃到面条已经算很好 , 是为了照顾上海来的知青 , 才在他们每月的口粮中分配一点大米 。 一个人的胃是最保守的 , 身为南方人的父亲能在那些年改换胃口 , 可想是吃了很多碗兰州拉面才拗过来的 。
亡友张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都在北京度过 , 他妻子张霖祖籍山西 , 老人都特别爱吃面 。 那时毛脚女婿第一次上门 , 张霖母亲嘘寒问暖问了许多 , 未来岳父沉默半晌 , 一开口就只问了一句:“你爱吃面吗?”他很直率:“不喜欢 。 ”后来张霖说起此事 , 咯咯直笑:“你知道这一说 , 是多么伤他老人家的心!”
北方人对面食的那种热爱 , 可能是我无法真正理解的 。 黄章晋曾说过 , 他十三岁之前在新疆长大 , 之后回到祖籍地 , “到了湖南我才发现 , 我对面食的顽固偏好几乎无法动摇 , 根本不喜欢各种米制品 , 甚至觉得米粉是一种非常愚蠢的发明 。 ”确实 , 我遇到过不少北方朋友 , 哪怕在上海居住了多年 , 仍然觉得面食才是最好吃的食物 。
面食的过去 ,
艰难时世的一种象征
读书多了 , 我也看到不少记载 , 证明直到近代 , 面条在不少地方仍是穷人吃不起的食物 。 1883年8月3日的《北华捷报》说:“一块白面馒头便是一种特别的宽待 , 当然更难吃到任何肉食 。 有一天一位贫农在叙述皇帝豁免田赋的时候说道:‘如果他是皇帝 , 他将随他高兴地把面条吃一个饱 。 ’对于一个以高粱为主食的农民 , 毫无节制地吃面条 , 就是一种理想的生活 。 ”沈艾娣在研究近代山西乡绅刘大鹏的《梦醒子》一书里也说:“这是一个以食物为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志的社会 。 在下层社会 , 能不为饮食忧就表明此人已非穷人 。 在此之上 , 关键的区别则在于吃的是什么 。 最穷的人吃最便宜的谷物……过节时 , 他们才吃面条和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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