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大世界》杂志的一位作者称“初四黎明 ， 闻街中唤卖元宝鱼 ， 络绎不绝” ， 由此可见 ， 元宝鱼这项民俗在老上海的普遍、发达 。
初五早上祭祀过后 ， 有的元宝鱼会被老上海放生 。
1945年《社会日报》主笔目睹了一幕奇景：“这两天 ， 沿黄浦的码头上 ， 捕鱼者很多 。 在平时 ， 他们的目的是捕鳗鱼 ， 可是这两天落网的 ， 却以元宝鱼为多 。 原来正月初五日 ， 家家人家 ， 都在接财神后 ， 即把元宝鱼放在浦江 ， 而元宝鱼经长时期的‘软禁’后 ， 一时不易活跃 ， 逡巡于江流之边 ， 想不到又被渔翁捕了上来 。 ”
另一些元宝鱼则会直接成为老饕们餐桌上的一道节令美食 。 1930、40年代 ， 上海福运园、罗柏记等餐馆都在春节期间发售“元宝全鱼”特色菜 ， 吉祥寓意与丰富口感兼得 ， 深受吃客们的追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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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营业写真”里的“卖元宝鱼”
年糕百变年年高
年糕 ， 得名自农历新年 ， 无疑是最能代表新春佳节的一款“国民年货” 。 一条条雪白软糯的年糕 ， 寄托着食客对更美好生活的翘首以待 。
1943年 ， 《中国商报》释义称年糕“谐音年高 ， 取年年高 ， 节节高之意” ， 这真是一语中的 。 正是因此 ， 老上海的春节总离不开年糕加持 。
1940年腊月十四 ， 《总汇报》展示了年前上海年糕买卖的火爆：“年糕市展开之后 ， 跟着日子离年关愈近 ， 愈是见得热闹 。 所以这几天 ， 年糕市场又相当的兴奋和热闹” 。
近代上海市面上的高品质年糕基本是浙东货 。
1937年大年初九 ， 《铁报》对老上海的年糕江湖立下评价：“（上海年糕）绍兴、宁波二种为最著名……也是因为上海地方阿拉同乡最多的缘故 ， 在废历春节将近时 ， 市上便平添许多专售宁波年糕的店铺 ， 总是生意兴隆 。 ”
这篇文章也提到 ， 在20世纪上半叶 ， 宁波年糕与绍兴年糕相比 ， 在入口爽滑、糕体韧性、色泽白度等方面略逊 ， 而其症结 ， 便是那时宁波年糕多用“燥磨” ， 不如绍兴“水磨”法来得精致 。
在近代上海 ， 每逢年节 ， 里弄小巷里总能听到小吃摊叫卖宁波年糕团的吆喝声 。 1934年《社会日报》的一篇随笔记述了年节期间宁波年糕团在上海热卖的场面 ， 文章说那时热销的宁波年糕团有芝麻白糖、金冬菜、葱油馅、咸菜开洋（虾干）四种 。 作者还提到 ， 当时上海街头的宁波年糕团小贩 ， 大多会在走街串巷时呼喊“火热年糕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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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漫画“吃年糕”
糖年糕也是近代上海市面上常见的年货 。
1928年 ， 沈梓青在《上海常识》撰文描述了百年前上海糖年糕的基本情况：“分红、白二种 ， 红的放红糖做的 ， 白的放白糖做的 ， 其实味道是一样的 ， 不过好看些罢了 。 ”
把年糕做成红色 ， 正是百姓期望来年日子红红火火的朴素表达 。
沈氏还介绍糖年糕吃法：“没有宁波年糕那样多 ， 只有用水和白糖下 ， 或用油煎等几种 。 ”
同样是甜糕 ， 上海高桥土产的松糕（民国年间多称之为“高桥年糕”）也是甜蜜新春的必备佳品 。
1923年春节 ， 一位上海文人托朋友从高桥捎来一屉松糕 ， 蒸后食用 ， 不禁大发赞叹：“其中之资 ， 有猪油豆沙 ， 有黑枣胡桃 ， 复有赤豆 ， 粉入口而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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