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献中有关皋卢的记载 ， 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 即皋卢或瓜卢 ， 只是唐以前的称法 ， 而宋朝以后 ， 皋卢就作为别名和历史的名字 ， 而一般改用苦或艼来替代了 。 如《宋史·崔与之传》中记到 ， “珠崖”（海南岛）当时还不种茶树 ， 其地多“苦·９４３·茶史初探” ， 民取以代茗 ， 地方官照税茶例 ， 每年收取苦税５００缗 ， 民皆苦之 ， 崔与之到任以后 ， 出榜免之 。 这里就不再用皋卢或瓜卢 ， 而改称苦了 。 又如元陆友的《研北杂志》载：“交趾茶如绿苔 ， 味辛烈 ， 名之曰登 。 ”这里所说的登 ， 也就是一般记述的或苦 。
明清时 ， 我国各地兴起撰修史志之举 ， 对苦的记载也更趋增多和具体 。 综括各地方志记载 ， 在苦资料上又出现这样一些变化：如果说宋元时皋卢只是改称苦的话 ， 至明朝时 ， 例如嘉靖《潮州府志》所载：“苦艼 ， 叶大而树高 ， 取其芽日干之 ， 味最苦 ， 然性寒 ， 不宜多食也” ， 则出现了苦、苦艼并称的情况 。 从清朝起 ， 苦艼和苦丁的用法 ， 越来越普遍 ， 以至在清朝末年以后的方志中 ， 大多只采用苦艼和苦丁为其名字了 。 在清朝 ， 皋卢除存在苦艼和苦丁这两个基本名字外 ， 在广东有些地方 ， 如康熙《惠来县志》 ， 还有用“苦蓼”；顺治《九江乡志》称“茶”；咸丰《境山县志》称“苦增”等方言或别名 。 但是 ， 不管宋以后皋卢改称苦、、苦艼、苦蓼、茶和苦增这些说法 ， 多数方志都注明 ， “一名皋卢”或“即皋卢” ， 和古代文献中所说的皋卢 ， 是同一回事情 。
从总的来说 ， 明清关于苦、苦丁及其异名 ， 所说都是指古时的皋卢 ， 是代用茶 。 但是 ， 其中难免不含有同名异物的情况 。 如海南岛民国１０年《阳江县志》载：“苦丁 ， 生海旁泥淖中 ， 高一二尺 ， 叶粪田肥根 ， 在地下数百年不化 ， 坝基籍以抵潮 ， 积久淖可成田 。 ”这里所说的苦丁 ， 明显就不是一般所说“叶大树高”用以为饮的苦叮从皋卢名物演变的这一情况来说 ， 大致越接近近代 ， 苦艼的方言和俗名越多 ， 其同名异物、同物异名·０５３·茶史初探的情况也就越严重 。
在唐宋以前 ， 不闻有栽培皋卢和苦的记载 ， 当时其野生资源也多 ， 是华南一带很受重视的饮料 。 如晚唐著名诗人皮日休诗句所说 ， “十碗煎皋卢” ， 在唐朝前后 ， 一般饮用皋卢 ， 是和茶叶一样 ， 大碗大碗喝的 。 但至明清以后 ， 可能出于苦资源的减少 ， 以及药典“性寒 ， 不宜多饮”观点的影响 ， 在茶园中出现了间种苦的制度 ， 而且一般也不再单独饮用 ， 而开始只作“点茶”和“伴茶”的配料了 。 如光绪初年的《广州府志》中载：“西樵号茶山 ， 今山中人率种茶 ， 间以苦树 ， 森森然望之若刺桐、丛桂 。 每茶一亩 ， 苦二株 ， 岁可给二人之食 。 ”由这条史料可以看出 ， 清朝苦资源减少 ， 人们在茶园中通过搭种苦 ， 但还是保证和保持了点茶、伴茶的供需 。 可是自上一个世纪８０年代后期起 ， 由于英国殖民主义者采取扼煞我国茶业保护其南亚殖民地茶业的政策 ， 使我国南方种植和点饮苦的习俗 ， 随茶业的凋敝而衰落以至灭绝了 。 这一点 ， 在宣统三年的《南海县志》中 ， 有一则很好的说明 。 其称：“西樵山多产茶 ， 出入向以植茶为业 ， 官山墟有茶市一区 ， 近高街百步石地方 。
近日茶业失败 ， 山人往往将地售作坟墓 ， 所产茶株比前百不存一 ， 市地亦废 ， 今已夷为民居矣 。 ”茶株百不存一 ， 苦当然也是如此 ， 所以 ， 我国华南一带延传近２０００年饮用皋卢、苦的历史至此也就慢慢消逝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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