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千种” ， 这是夸大 ， 其实在上引的这些名目中 ， 有一部分只是茶名 ， 不是茶树品种 。 但是 ， 就从这一史料来看 ， 也足以说明福建历史上茶树品种的众多 。
这里还需要特别说明一点 ， 福建的绝大多数茶树品种的名称 ， 都是在清朝中后期以后才命名的 。 如“水仙茶” ， 原名为“祝仙茶” ， 就是道光年间建瓯一农民在樵山时偶然发现繁殖起来的 。 至于安溪佛手种 ， 更迟至光绪年间还未见记载 。
２．清初福建和日本有交换茶科植物的历史 。 在福建各地的明朝方志中 ， 其物产“山茶”条下 ， 只有“蜀茶”和“滇茶”这样的记载 。 至康熙以后福建和台湾的一些府志、县志中 ， 就出现了“番茶”、“洋茶”和“日本茶”等一类新的名目 。 这些名字虽各不相同 ， 但如《连江县志》所说：“番茶 ， 亦谓之洋茶 ， 以出自日本外洋附海舶而至故名” ， 实际所说为一 ， 都是指日本舶来的山茶 。
由福建的一些县志看 ， 其所载的番茶 ， 洋茶的品目 ， 有多至十余种最多达到２０多种；说明日本和福建、台湾交换山茶的活动 ， 持续有一个很长的时间 。 对此笔者也略事考证 ， 日本运来他们的山茶 ， 从福建带回日本所没有的山茶和茶科植物 ， 其开始大致在康熙初年 。 如康熙《漳州府志》载：“洋茶出日本 ， 种类多 ， 二十年来漳中始有之 。 ”康熙台湾《诸罗县志》也载：·１６３·茶史初探“洋茶来自日本 ， 种类甚多 ， 近始有之 。 ”这表明日本山茶传诸福建、台湾的时间基本一致 ， 大致都在康熙初年 。 当然 ， 日本和我国福建、台湾这时的贸易决不限于交换茶花 ， 不过 ， 交换山茶 ， 无疑是其中双方都较重视的内容之一 。
这里要强调指出 ， 日本和我国这种交换山茶的活动 ， 只见于福建、台湾两剩笔者也查阅了山东、江苏、浙江和广东等沿海地区的方志物产 ， 就均无这种记载 。 在广东的方志中 ， 康熙、雍正年间的各志 ， 不见有番茶、洋茶之名 ， 至乾隆以后 ， 才由粤东的方志慢慢扩传到其他地区 。 由此明显可以看出 ， 广东的日本山茶 ， 也是由福建渐渐流传而去的 。
我们不清楚日本有无从我国引种皋卢的确切记载？但从笔者手头掌握的日本茶史资料来说 ， 至少在１４世纪以前的史籍中 ， 还未见到皋芦一名 。 明朝中日关系中存在一个中国所称为“倭寇”问题 ， 估计这时从我国引进皋芦也不大可能 。 因此 ， 笔者初步肯定 ， 日本的皋芦种 ， 很可能就是清朝初年日本和福建交换山茶的过程中从福建引去的一种未名茶树 。
３．日本皋芦的名字带有福建特有的印痕 。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 ， 日本的皋芦种与我国史籍所说的皋芦和苦无关 ， 是引之于华南以外的一种未名茶树 。 那么 ， 为什么这种未名茶树又会用皋芦的名字呢？这只有福建有关文献记载和历史事实 ， 才能解释清楚其中的矛盾 。
如前所说 ， 在福建的方志中 ， 也是不载产饮皋卢、苦和苦丁的 ， 那怎么能说日本皋芦的名物是引之于福建呢？笔者约略作了一个统计 ， 福建虽然不产饮皋卢或苦 ， 但其方志中关于皋卢或瓜卢出现次数 ， 比历史上产饮皋卢和苦的广西·２６３·茶史初探还要常见 。 在福建的许多方志中 ， 不但习惯沿用陆羽《茶经》“其树如瓜卢”的文字来描述茶树 ， 而且也用“树如瓜卢”或“皋卢”来形容油茶和山茶 。 在福建的有些方志中 ， 为把茶和山茶、油茶相区别 ， 往往特意把山茶和油茶写作为“” 。 如嘉庆《连江县志》载：（）“树如瓜卢 ， 叶如栀子” ， 其描述就和介绍茶树的引文完全相同 。 这就是说 ， 在福建的习惯上 ， 明清时 ， 人们不但把皋卢用来和茶树 ， 还同时用来和山茶、油茶相比拟 。 这一点 ， 其他省区是不存在的 。 福建的文献和方志记载中不产皋卢 ， 自然人们头脑中也不会有皋卢的印象 。 但这和妖精鬼怪一样 ， 实际上谁都没有见到过 ， 不过宣传得多了 ， 大家头脑中也渐渐形成了一个依稀想象的形象 。 福建概念和想象中的皋卢是怎样呢？它是既象又不象茶和山茶或油茶的这样一种植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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